友人约聚,说专意约了一个朋友来,是位二胡演奏家,年少成名,“鸣琴流水,疑鲂鲔之来听”。友人说,就不妨来聊聊天,听听琴。


  如此,便该是一次雅聚了。演奏前,主人先请那位名字中带有一个“红”字的演奏家讲讲她的一个故事,她便拉家常般,三言两语讲了,方款款落座,正身,收膝,尔后起琴,旋轴,运弓,试弦,调音,随意拉响了几下胡琴,准备演奏……屋里其时静极了,我却仍沉浸在她轻描淡写的故事之中,浮现在我眼前的,竟是一次重返深山旧地的所见。


  那是一片我熟悉的原始森林。早年我在意的,都是那些高大挺拔、魁梧伟岸甚至耸入云天的巨大乔木,从没注意过森林里还有别的什么。那天因走累了,找了个地方坐下歇息,就在我脚边方寸之处,竟还生有各种地衣苔藓类植物,形色独异,姿态可爱,各自构成的图案亦巧致,安详柔弱得让我慌忙把脚提起,不敢轻易触碰。久久凝视间,心生爱怜。在那样的大森林里,相比那些大树,它们的存在实在有些不堪。原来这世上,并非每一种生命都须奋不顾身地昂首向天,也可安详舒展地匍匐于地。真正的原始森林,也是一个天然、和谐、多元的生态系统,每种生物互依共存于同一娑婆世界。再一想,较之自然万物,人也无非是那样柔软的一员吧,至多也就是一叶会思想的芦苇。那样一个天然的多元系统,对于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人类社会,难道不该成为一个参照、一个榜样吗?


  就在那时,一曲《二泉映月》刚刚奏毕,袅袅乐音,苍凉如月幽婉如水,依然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轻漾,演奏者的脸上却因将才演奏时的全情投入而红晕斑斓,连呼吸亦有些急促。


  友人这时又问她,那天在湖边,你拉的也是这首曲子吗?


  我就住在友人提到的那个湖边,早晚都会绕湖而行。湖边,经常会有以一把二胡或一把吉他在那里卖艺或行乞的人。原来,红那天恰好路过,见湖边有个拉二胡的残疾人,琴技显见不济,以致听者寥寥。红已悠然行过,却又似有牵挂。当她再次回头一望时,竟突生一念,也未多思索,便转身走了回去,操起残疾人的那把二胡,拉了起来。


  诗人聂鲁达曾经写道:


  我们有时候有灵魂。


  没有谁能让它不间断地


  存在。


  日复一日,


  年复一年,


  可能没有灵魂地度过。


  忆及此,便想那时,她是有灵魂的。而她与那个残疾人的相遇,恰如波兰诗人维斯拉瓦·辛波斯卡《一见钟情》里的诗句所言:他们两个都深信/一股突然的激情令他们交会。/如此确定固然美好,/而不确定仍更加美丽。/由于他们过去从不曾相识,他们认定/他们之间毫无瓜葛。/然而,街头,楼梯,走廊里是怎么说的——/或许,他们已彼此经过一百万次?


  可那是怎样一把二胡啊,放在往常,她的学生也会嫌弃,但以其功力,再破的琴,经她调校,也能拉出一首好曲子来。悠扬的琴声回荡在那个湖边,吸引了众多路人,也装点着那个寂寥的黄昏。最终到底拉了几曲,她自己已然说不清。直到那位残疾人面前的纸盒盛满了纸币,她才起身匆匆离去……


  想象着——是的,我想象着,红那时是坐在湖边的一个小马扎上,把自己放低,再放低,和一个不知名姓,几乎是趴在地上的残疾人紧挨在一起,俯身演奏着。赞许、疑惑、惊异的目光,如同透进森林的斑驳秋光,洒在她身上——那情景,没法不让我想起在原始森林里见过的,那些匍匐于地,或贴身于大树根部的苔藓地衣、无名花草,想起那样的宁静与斑斓;只是,她的四周不是耸入云端的大树,而是高高低低层层围观的路人,是都市中疯长傻狂的高楼大厦,是从高处投下来的诧异目光……而那时,那个曾与国内一流的二胡演奏家共赴辉煌,在舞台上赢得过万千掌声与鲜花的艺术家,正跟那个几乎是趴在地上的残疾人坐在一起。但她整个的人,她的琴声,琴声中深情流溢的爱,与她跟着名艺术家站在一起时一样,依然斑斓。与她曾经获奖的无数次演奏不一样,那天的湖边几无掌声——户外演奏,市声嚣杂,乐器简陋,座位低矮,却很难说那不是她此生最优雅最悠扬的琴声。


  《娑罗馆清言》有谓:“春衣杜陵,急管平乐,真称名士风流;雨中山果,灯下草虫,想见高人胸次。”谢过约聚的友人,我一路寻思:昂首于云天之外是美丽的,匍匐于大地山间,亦同样美丽。红以她的“匍匐”,教我懂得了“匍匐”的真义。是了,你甚至可以忽略她的名字,只须晓得那个“红”字,记住匍匐依然斑斓,就已足够。(汤世杰)






2017年09月21日

家风败坏,祸起萧墙
成败多在公私之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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斑斓的匍匐

来源:光明日报 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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